NG体育一般认为我国最早饮茶的器具，是与酒具、食具共用的，这种器具是陶制的缶，一种小口大肚的容器。我国的陶器生产已有七八千年历史。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的黑陶器，便是当时食具兼作饮具的代表作品。但按现有史料而论，一般认为我国最早谈及饮茶使用器具的是西汉(公元前2068年)王褒的《僮约》其中谈到“烹荼尽具，已而盖藏”。这里的“荼”指的是“茶”、“尽”作“净”解。

　　但是，明确表明有茶具意义的最早文字记载，则是西晋(公元265--316年)左思(约公元250--约305年)的《娇女诗》，其内有(心为茶荈剧，吹嘘对鼎。)这“鼎”当属茶具。唐·陆羽在《茶经·七之事》中引《广陵耆老传》载：晋元帝(公元317--323年)时，“有老姥每旦独提一器茗，往市鬻之。市人竞买，自旦至夕，其器不减。”接着，《茶经》又引述了西晋八王之乱时，晋惠帝司马衷(公元290--306年蒙难，从河南许昌回洛阳，侍从“持瓦盂承茶”敬奉之事。所有这些，都说明我国在隋唐以前，汉代以后，尽管已有出土的专用茶具出现，但食具和包括茶具、酒具在内的饮具之间，区分也并不十分严格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两者是共用的。

　　由于唐时茶已成为国人的日常饮料，更加讲究饮茶情趣，因此，茶具不仅是饮茶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器具，并有助于提高茶的色、香、味，具有实用性，而且，一件高雅精致的茶具，本身又富含欣赏价值，且有很高的艺术性。所以，我国的茶具，自唐代开始发展很快。中唐时，不但茶具门类齐全，而且讲究茶具质地，注意因茶择具，这在唐·陆羽《茶经·四之器》中有详尽记述。本世纪80年代后期，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成套唐代宫廷茶具，与陆羽记述的民间茶具相映生辉，又使国人对唐代茶具有了更加完整的认识。但唐代的饮茶方式与今人有很大的不同，以致有许多茶具是今人未曾见到过的。

　　宋代的饮茶方法与唐代相比，已发生了一定变化，主要是唐人用煎茶法饮茶逐渐为宋人摒弃，点茶法成了当时的主要方法。本世纪以来，河北宣化先后发掘出一批辽代墓葬，其中七号墓壁画中有一幅点茶图，它为我们提供了当时用点茶法饮茶的生动情景。

　　到了南宋，用点茶法饮茶更是大行其道。但宋人饮茶之法，无论是前期的煎茶法与点茶法并存，还是后期的以点茶法为主，其法都来自唐代，因此，饮茶器具与唐代相比大致一样，只是煎茶的，已逐渐为点茶的瓶所替代。北宋蔡襄在他的《茶录》中，专门写了“论茶器”，说到当时茶器有茶焙、茶笼、砧椎、茶钤、茶碾、茶罗、茶盏、茶匙、汤瓶。

　　宋徽宗的《大观茶论》列出的茶器有碾、罗、盏、筅、钵、瓶、杓等，这些茶具的内容，与蔡襄《茶录》中提及的大致相同。值得一提的是南宋审安老人的《茶具图赞》。审安老人真实姓名不详，他于宋咸淳五年(公元1269年)集宋代点茶用具之大成，以传统的白描画法画了十二件茶具图形，称之为“十二先生”，并按宋时官制冠以职称，赐以名、字、号，足见当时上层社会对茶具钟爱之情。“图”中的“十二先生”，作者还批注“赞”誉。

　　元代茶具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无论是茶叶加工，还是饮茶方法，抑或是使用的茶具，元代是上承唐、宋，下启明NG体育、清的一个过渡时期。

　　明代茶具，对唐、宋而言，可谓是一次大的变革，因为唐、宋时人们以饮饼茶为主，采用的是煎茶法或点茶法和与此相应的茶具。元代时，条形散茶已在全国范围内兴起，饮茶改为直接用沸水冲泡，这样，唐、宋时的炙茶、碾茶、罗茶、煮茶器具成了多余之物，而一些新的茶具品种脱颖而出。明代对这些新的茶具品种是一次定型，因为从明代至今，人们使用的茶具品种基本上无多大变化，仅仅在茶具式样或质地上有所变化。

　　清代，茶类有了很大的发展，除绿茶外，又出现了红茶、乌龙茶、白茶、黑茶和黄茶，形成了六大茶类。但这些茶的形状仍属条形散茶。所以，无论哪种茶类，饮用仍然沿用明代的直接冲泡法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清代的茶具无论是种类和形式，基本上没有突破明人的规范。

　　清代的茶盏、茶壶，通常多以陶或瓷制作，以康熙乾隆时期最为繁荣，以“景瓷宜陶”最为出色。清时的茶盏，康熙、雍正、乾隆时盛行的盖碗，最负盛名。清代瓷茶具精品，多由江西景德镇生产，其时，除继续生产青花瓷、五彩瓷茶具外，还创制了粉彩、珐琅彩茶具。清代的江苏宜兴紫砂陶茶具，在继承传统的同时NG体育，又有新的发展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任溧阳县令、“西泠八家”之一的陈曼生，传说他设计了新颖别致的“八壶式”，由杨彭年、杨风年兄妹制作，待泥坯半干时，再由陈曼生用竹刀在壶上镌刻文或书画，这种工匠制作，文人设计的“曼生壶”，为宜兴紫砂茶壶开创了新风，增添了文化氛围。乾隆、嘉庆年间，宜兴紫砂还推出了以红、绿、白等不同石质粉末施釉烧制的粉彩茶壶，使传统砂壶制作工艺又有新的突破。

　　现代茶具，式样更新，名目更多，做工更精，质量也属上乘。在这众多质地的茶具中，贵的有如金银铁茶具，廉的如竹木茶具，此外还有用玛瑙、水晶、玉石、大理石、陶瓷、玻璃、漆器、搪瓷等制作的茶具，枚不胜数。

　　该画为工笔白描，描绘了宋代从磨茶到烹点的具体过程、用具和点茶场面。左前方一仆设坐在矮几上，正在转动碾磨磨茶，桌上有茶罗（筛茶）、茶盒（贮茶）等。另一人伫立桌边，提着汤瓶点茶(泡茶)，他左手边是煮水的炉、壶和茶巾，右手边是贮水瓮，桌上是茶筅、茶盏和盏托NG体育。一切显得十分安静整洁，专注有序。画面右侧有三人，一僧伏案执笔作书，传说此僧就是书圣”怀素。一人相对而坐，似在观赏，另一人坐其旁，正展卷欣赏。充分展示了贵族讲究品茶的生动场面，是宋代茶叶品饮的真实写照。

　　敖汉旗羊山1号辽墓、下湾子5号墓发现若干个不同场面的茶道图。如羊山1号的西南壁茶道图中5个契丹长男子围着一个高桌，有的在捧食，有的在端盏。桌上摆有罐、盘、碗，内盛果品。桌前有一髡发男童正鼾睡。桌旁三足炭火盆内，有两个瓜棱执壶。头扎双髻的女童在煮茶汤。

　　此画以线描绘出大小茶壶和盖碗各一，明暗表现的十分好。画上自题五代诗人胡峤诗句:“沾牙旧姓余甘氏，破睡当封不夜候。”另有当时诗人、书家朱显渚题六言诗一首:“洛下备罗案上，松陵兼到经中，总待新泉活水，相从栩栩清风。”茶具入画，反映了清代人对茶具的重视。

　　明玉盌盌，古时为碗的异体字。玉盌系1956年发掘出土的明神宗朱翊钧(公元1573年-1620年)墓中3000多件随葬品之一，距今已有370余年的历史，为皇帝用的饮茶器具。现珍藏于北京定陵博物馆。这件器物，金玉合制，由碗、盖和托盘组成。碗用玉琢成，青白色，与普通碗相仿，圆形，有圈足。通高15.0厘米。胎薄明润，光素无纹。盖为金制，高85厘米，錾刻而成。盖身镂空錾镂有三排波涛中神游的蛟龙，活灵活现，深蕴动态美。盖口与碗口正好相吻，使之连成一体。盖顶巧饰一莲花形纽，使之更富生态。

　　这件惠孟臣梨壶，以朱泥为原料，在造型上匠心独具，制作上精工极巧，大有独领风骚之感，堪称古代紫砂壶中的珍品之作。这件朱泥梨壶，高9.0厘米，横宽10.0厘米，为朱泥小把壶。壶身、壶盖相连，形似一只果。壶钮是个小圆珠，壶嘴斜直，柄呈耳形，壶底落知君于此景，孟臣铭款。通体朱色，使人有格调高雅，线面明快,轮廓清晰，神韵清爽之感。作者惠孟臣(约公元1598-1684年)，明末清初江苏宜兴人。制壶以朱紫者多，白泥者少；小壶多，中壶少，大壶罕见。时人评惠氏制壶大者浑朴，小者精妙。由此可见，孟臣朱泥梨形壶的珍贵了。

　　这件紫砂陶作品是清代江苏宜兴，制壶名家杨彭年与金石学家、与宜兴相邻的溧阳县知县陈曼生合作的作品。现藏于上海博物馆。这件作品，通高为72厘米，口径58厘米，腹径10.0厘米。整体平滑光亮，腹底大，呈半瓢状。盖及盖钮与腹呈相似弧形。嘴短而直，近嘴处稍曲向上。柄向外回转呈倒耳状，此壶典雅古朴，造型朴掘，制作精工，与珍藏于南京博物馆的清曼生紫砂壶相比，其造型有异曲同工之妙，它们之间只是在壶的圆嘴长短、曲直和壶的耳柄顺倒，稍有不同罢了，其它部分基本一致。另外，在壶身一侧有陈曼生用刀刻的铭文:曼生督造茗壶弟四千六百十四，为泉清玩字样。另外，壶底有阿曼陀室铭款，柄梢下有彭年小印一方，这是曼生壶的重要识别标志。

　　曼生十八式西冷八家之一的陈曼生，清嘉道年间，曾致力推进紫砂壶艺，传说他手绘十八种壶式，请紫砂陶工杨彭年、邵二泉等为之制作。然後再由陈曼生及其幕客江听香、高爽泉、郭频迎、查梅史等人撰铭奏刀雕刻於壶上，在紫砂壶艺中溶入文学、书法、篆刻等艺术要素，形成一种独特的文人壶风格。对於传说中的『曼生壶十八式』多年来一直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趣，特别是一些曼生壶迷更想知道这十八式是些什么式样及名称。成书於一九三七年的《阳羡砂壶图考》上卷『雅流篇』中，对陈曼生题铭的八件传器分别作了介绍，其中较明确的壶名有『台笠壶』、『合欢壶』 、『匏壶』 、『井栏壶』、『方山壶』、『石兆壶』等六件。 此外还列举了陈曼生切定茗壶并贴切壶形的二十二条铭文，除第十六条下无壶名外，其余二十一条均有壶名，其中有四件与前面的八件传器中的四件壶名相同，这样《砂壶图考》就为人们提供了二十六件不同的曼生壶壶形了。